耶鲁e360网站发表署名Fred Pearce的文章，题目是：At Glasgow, Can the World Move from Aspiration to Action?（在格拉斯哥，世界能否从愿望走向行动？）

　　格拉斯哥气候会议的谈判者将面临一个关键的选择：为2030年设定坚定的排放目标，还是满足于到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的目标？他们设定的路线可以决定我们是否有机会避免气候变化的最坏影响。

　　格拉斯哥曾经是大英帝国的第二大城市，也是地球上最大的造船厂，下个月将主办第26届旨在阻止危险的气候变化的国家会议。各国谈判者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将2015年巴黎协定中关于在本世纪中叶实现“净零”排放的愿望转变为详细的近期行动计划，以便及时将这些希望转变为现实，阻止变暖达到或接近1.5摄氏度。

　　可悲的是，尽管人们在理念认同方面进展顺利，但行动进展缓慢。近几个月来，大多数排放大国承诺到2050年实现国家净零排放目标，这使得英国东道主可以宣称格拉斯哥将让“1.5摄氏度目标依然保持活力”。但科学家警告说，这种雄心壮志仍然是空谈。到2030年我们必须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一半，否则到2050年净零排放不可能实现。然而，迄今为止公布的大多数国家计划只不过是防止未来十年排放量进一步增加。

　　在苏格兰开会的代表们面临的问题可以归结为：重点应该放在2050年的愿望或2030年的行动上，放在“保持1.5度目标的活力”上，还是放在实现这一目标的可信计划上？

　　六年前，在巴黎开会的各国政府承诺将全球变暖限制在前工业化水平的“远低于”2摄氏度，同时“努力”将其限制在1.5摄氏度。他们一致认为，这需要在本世纪中叶将温室气体净排放量（总排放量减去任何商定的碳捕获量）降至零。但即使在欢欣鼓舞的气氛中，谈判者们也认识到，在巴黎摆在桌面上的国家排放承诺与宣布的目标之间存在差距。因此，他们制定了一个时间表，以增加承诺并考虑新兴科学。新承诺的第一个最后期限是2020年，被称为“国家自主减排计划”，但由于新冠大流行而推迟到2021年。

　　因此，格拉斯哥缔约方会议（COP26）应该是兑现承诺的时刻了——将愿望转化为行动。巴黎会议后的承诺不能取代行动，气温已经上升到1摄氏度以上，时不我待。格拉斯哥COP26是特朗普执政后美国重返谈判桌以来的第一次缔约方会议。近年来极端天气事件不断升级——野火、洪水、干旱和极端热浪。模拟研究表明，如果全球气温上升超过1.5摄氏度，这些极端天气将急剧增加，这进一步加剧了紧迫感。

　　自巴黎协定以来，由于技术的进步，实现巴黎雄心壮志的潜力有所提高。电动汽车在2015年几乎没有出现，现在已经进入主流市场。同时，这些年来太阳能和电池的价格已经下降了一半以上。

　　那么我们做得怎么样？自巴黎会议以来，已有130多个国家作出了净零承诺。这些国家对目前全球70%以上的排放负有集体责任。在2018年的评估中，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得出结论，如果当前趋势继续下去，2040年左右温升将达到1.5度，但最早可能在2030年。研究发现，要想阻止气候变暖，世界必须在2030年前将排放量从2010年的水平减少45%，然后在2050年达到净零排放。对气候科学家来说，确保这条轨迹是格拉斯哥成功的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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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到2030年实现所需45%减排的国家承诺仍然遥不可及（只有英国接近）。由于巴黎协定是基于自愿目标，因此没有法律手段来缩小差距或制裁无所作为的国家。《自然·气候变化》杂志上发表了一份对气候模型和国家承诺的详细比较，这是对世界现状最权威的评估。研究发现，2030年的排放量将与今天几乎相同，也就是实现净零排放目标所需排放量的两倍。目前实施的政策将导致气温上升3摄氏度左右。如果到目前为止为格拉斯哥提交的2030年的承诺得到充分落实，最多将气温上升限制在2.4摄氏度。

　　那么，我们能够扭转这个趋势吗？气候外交和公众压力会迫使格拉斯哥的代表们提高他们的水平吗？乐观主义者说，也许在联合国大型谈判活动上的国家排放承诺不再那么重要，因为转向低碳技术有更多的潜在经济收益。英国智库碳追踪机构的经济学家金斯米尔·邦德（Kingsmill Bond）和萨姆·巴特勒·斯洛斯（Sam Butler Sloss）上个月指出：“自巴黎会议以来，世界发生了很大变化。发展和减缓气候变化之间的旧的权衡问题已经解决。现在转向新技术是有利可图的事，可在未来的低成本能源技术上处于领先地位。“

　　但自巴黎会议以来，总体二氧化碳排放量一直在上升。邦德和巴特勒·斯洛斯认为，主要障碍来自“惯性的力量”，反映在政府对化石燃料的补贴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的一份报告估计全球对化石能源补贴每分钟高达1100万美元。

　　格拉斯哥将讨论国家排放目标之外的许多问题，包括逐步淘汰煤炭、推广电动汽车、减少甲烷等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并为森林种植提供资金，以保持自然生态系统中的碳含量，并帮助发展中国家适应未来的极端天气。但对许多发展中国家政府来说，更关键的是金融，12年前，在另一次失败的哥本哈根缔约方会议上，发达国家承诺到2020年将共同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每年1000亿美元的资金，以帮助它们降低自身的排放量并适应气候变化。这些承诺在巴黎得到重申。但实际的支付至少少了100亿美元。而且，到目前为止，大部分资金用于减少排放，只有一小部分用于帮助各国适应气候变化的影响，如飓风、洪水和干旱。

　　格拉斯哥的其他突出主题包括完成巴黎协议实施的技术规则，代表们仍需决定各国今后应多久报告一次并更新其承诺。欧盟本月同意与美国和许多气候脆弱的穷国一道，推动每五年更新一次目标。但也有人想要10年的周期，而中国和印度似乎反对特定的时间框架。关于森林保护和种植所捕获的碳信用的核算和交易规则也存在持续争议。这些“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被视为实现净零排放的关键因素，这将允许各国继续温室气体排放，前提是这些排放被其他地方的碳吸收抵消。但没有人知道如何防止虚假补偿和碳欺诈。

　　还有一个很大的未知数，那就是中国将扮演什么角色，以及它与美国的外交关系将如何在会议上发挥作用。这里有历史。2009年哥本哈根会议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两国之间的对峙；但巴黎的成功部分是因为去年两国在华盛顿达成了气候协议。中国已经承诺到2030年达到排放峰值，到2060年达到净零排放。但西方并不满意，呼吁中国加快步伐，并提出更详细的计划承诺在这十年内大幅减排。考虑到美国和英国等早期工业化国家产生的二氧化碳使大气超载的责任更大，这样的呼吁似乎不公平。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判断格拉斯哥COP26的成败呢？东道主似乎想把渴望描绘成胜利。他们可能希望对气候变化科学不太熟悉的代表们能够乘飞机回家，满足于他们已经为2050年实现了一波净零承诺，并“维持1.5度目标的活力”。对很多其他人来说，缺少2030年的具体计划将使这些期望看起来像是幻觉。

（来源：国际能源）